古代史家文化受到儒学的哪些影响

　　我们把儒家思想也叫做儒学，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宗教所以也称其为儒教。刚开始的时候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，自汉代起指由孔子(公元前551～前479)创立、后来逐步发展以“仁”为核心的思想体系。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流派，从汉代以来，这一思想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都是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，即使到今天也是我们主流思想的基础。

　　第一，孔子所著的《春秋》与司马迁写的《史记》

　　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，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是从孔子开始的。从社会活动的角度看，孔子是一个大思想家，他创立了儒家学派。他提出的“仁”学说，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，爱惜民力，不要过度压迫剥削人民，从而来缓和阶级之间的矛盾，以及他主张的以德治国，反对苛政和残酷的刑罚，这些都成为我国2000多年来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，对后世影响极大。

　　孔子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，在奴隶社会里，贵族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，可以说文化教育被官府垄断了。可是孔子却开始兴办私学，广收门徒，突破官府的垄断，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。而且孔子还主张“因材施教”，对不同的学生，进行不同的教育。作为先秦时代的思想代表者，孔子的某些思想也体现在一些学术活动中。例如他晚年编订古代文化典籍《诗》、《书》等几部书，以及根据鲁国的历史材料而编成的《春秋》，不但对古代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，更重要的则是对中国古代史家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而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了对司马迁创作《史记》的影响上。

　　司马迁所创作的《史记》是我国第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。它对后代史家和文家的影响在我国文化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。司马迁编著《史记》的目的在《自序》篇有详明叙说，言：“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，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，有能绍明世，正《易传》，继《春秋》，本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之际，意在斯乎，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让焉。”很明显，司马迁创作《史记》就是为了和孔子的著述相比较。

　　虽然，司马迁所处的时代、境遇都与孔子有所不同，可是他们苦心孤诣，谋求保存文献的崇高志愿是一致的。这一点司马迁在《自序》中引录了他父亲司马谈称赞孔子“修旧起废，论《诗》《书》，作《春秋》”的一段评述，特别是在强调《春秋》一书的作用时也有体现。他说：“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肯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”

　　这一论述，无疑是对孔子《春秋》创作思想的深刻阐发，也是一种深刻的发展。此外，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还表达了与《春秋》创作目的相类似的动机，“亦欲以宄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这也是对孔子《春秋》创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。

　　第二，史家对孔子学术思想的尊重

　　以历史为治者鉴戒，将伦理道德作为历史评价的主要基准，这是中国儒家修史宗旨与历史价值判断的特色。孔子说自己“信而好古”(《论语•述而》)，表明了他的尚古的历史观。他还说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”(《论语•八佾》)，他认为周礼是以夏、商二代为借鉴的，所以丰富多彩，应该继续遵循。

　　要想使历史著作能够被当代乃至后世领导者所镜鉴，无疑需要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评断。据说经过孔子整理的鲁国官修史书《春秋》，就是通过所谓的“书法”，也就是非常严谨的文字来表达作者的褒贬，从而达到“惩恶扬善”目的，所谓“一字之褒，荣于华衮;一字之贬，严于斧钺。”而褒贬予夺的标准，主要是依据周礼的“经纪人伦”，即道德标准。

　　《春秋》企图通过道德训诫，规范统治者的行为。就历史评断的手段来看，《春秋》寓褒贬于文辞，《左传》则改以史评方式，于叙事之后，或引用权威人物，最多的是孔子的言论，或直接议论“礼也”、“非礼也”。

　　《史记》是司马谈、迁父子“论载明主、贤君、忠臣、义士”，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，考之行事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”，用以“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”以“通古今之变”而述作的，是他们的“一家之言”。

　　什么是“一家之言”呢?就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历史上各种政治斗争的史实，讲述其发生、发展、演变的历史特点与其内在矛盾，在通古今之变中，不顾因袭的理道，当时的法纲，敢于正视现实，评论现实，表达他们的爱憎，抒发他们的愤懑。当然这也是有一个前提的，就是这么写的目的主要是为统治者提供借鉴。

　　司马谈、迁父子能够对待社会史实实事求是，不为帝王的个人意向和主观好恶所左右，尊重客观史实，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，就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境界。

　　太史公一官，是职掌古今天下文献的。《自序》中所谓“百年之间，天下遗文古事靡不集太史公”。这给“世掌天官，不治民”的司马氏父子提供了编著这部巨大历史著作的客观条件。《汉书•司马迁传》统计说：“故司马迁据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，采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，述《楚汉春秋》，接其后事，讫于天汉。其言秦汉，详矣，至于采经摭传，分散数家之事，甚多疏略，或有抵牾，亦其涉猎者广博，贯穿经传，驰骋古今，上下数千载间，斯以勤矣。”列举的这些都是当时比较主要的书籍，但是在此应该特别指出的是，司马迁除了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”重视史料的搜集和研讨而外，在他青少年时期，就开始通过游学和奉使的机会，多次进行长时期的、一系列的实地调查工作，访察各地的风土人情，收集各地的奇闻轶事，为后来写作《史记》创造了必要条件，《史记》作为一部纪念碑式的古代纪史文献的百科全书，它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，其中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是明确的。

　　司马迁是从他的父亲司马谈那里承传了家学。司马谈曾“学天官于唐都，受《易》于杨何，习道论于黄子”，又从孔安国治《尚书》。”(《汉书•儒林传》)“司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，闻《春秋》于董仲舒。”(《自序》)这就为他后来写作《史记》奠定了坚实深厚的思想和哲学的基础。我们就拿《史记》中最远古的《五帝本纪》和记载汉事为主的《货殖列传》为例，《五帝本纪》说：“学者多称五帝，尚矣。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，而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孔子所传宰予问《五帝德》及《帝系女生》，儒者或不传。”这便是他仔细分析、检查历史资料所得出的正确结论。“余尝西至崆峒，北过琢鹿，东渐于海，南浮江淮矣，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、尧、舜之处，风教固殊焉，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。”这是他实地调查的科学报告。在《货殖列传》中，他对于当时都市交通发展的情形，民风物产分布的情况，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，从而提出了他对农业、工商业的政策性意见，如果不是司马迁亲自进行了一番实地的考察和研宄，是绝对不可能写出这样一篇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论著来的。

　　儒家思想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和历代儒学家的阐释、发扬，己经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思想体系，它的内容包括大一统思想、天人感应论、君权神授说、三纲五常学说等等，这些观点和主张如果用现代文化意识来衡量，基本上不应属于儒家思想的精华。但是现实是，它们不仅被中国古代的历代王朝所接受，而且也为以后的封建史家所接受。中国古代的史家在历史上有很多名人，这也正如《汉书》作者班固所说：“昔殷道弛，文王演《周易》;周道敝，孔子作《春秋》……汉兴，承秦灭学之后，景武之世，董仲舒治《公羊春秋》，为儒者宗。”但是史学家虽然很多，他们在思想观念方面却几乎都秉持了儒家思想的原则。我们从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上可以看出：某一种文化观念、哲学思想的产生、确立及运用，并不是由某一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，它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现状，以及人民的需要，民族的需要。

　　【国学小讲堂，人生大智慧】

　　子所雅言，诗、书、执礼，皆雅言也。

　　孔子使用标准音的场合，诵读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执行礼事，都使用标准音。

　　语言的推广是一种文化行为，但也有政治的含义。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，就实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了度量衡，对于促进国家和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如今推广普通话同样有助于民族的融合，有助于地区融合，增加各民族、各地区人民之间的认同感，建立共同的价值观。

　　【品故事，明心志】

　　巧妙运用策略

　　齐威王经常要大将田忌与他赛马，赛马的规则是这样的：每次双方各出三匹马，一对一比赛三场，每一场的输的人要赔一千斤铜给对方。齐威王的三匹马和田忌的三匹马按实力都可分为上、中，下三等。由于齐威王的上、中、下三匹马都分别比田忌的上、中、下三匹马略胜一筹，因此田忌每次都是连输三场，要输掉三千斤铜。

　　实际上，田忌的上马虽不如齐威王的上马，却比齐威王的中马和下马都要好，同样，田忌的中马则比齐威王的下马要好一些，田忌每次都连输三场是有些冤枉的。后来田忌的谋士孙膑给田忌出了个主意，即让田忌不要用自己的上马去对抗齐威王的上马，而是用下马去对抗齐威王的上马，上马则去对抗齐威王的中马，中马去对抗齐威王的下马。这样，虽然第一场田忌必输无疑，但后两场田忌却都能臝，二胜一负，田忌反而能臝齐威王一千斤铜。